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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抓住机遇了，未必真的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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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掌舵人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
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要看他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有作为，他的作为客观上是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大的作为的。
历史是有机遇的，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的领导人，必然会青史留名，成为历史伟人。
当然，领导人一般都想有一番作为以名垂青史。
有的是因为没有机遇，难以有大的作为；有的是有了机遇没有抓住，浑浑噩噩丧失了机会；有的是自认为抓住了机遇，也殚精竭虑，但事实上却是逆潮流而动，错失良机，白辛苦一场，还要承担误国的历史责任。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真正的历史机遇并不多。
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早就定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因袭绵延，循环往复，很难破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生活的时代，中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
用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量变接近极限，处于质变的临界点。
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
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法规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
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
评价之。
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
比如，徐阶的家乡松江府每年制造的棉布就达3000万匹，全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其中近六成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交易，这需要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在号称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却只有十之六七。
这是与徐阶同乡、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何良俊的记载。
其四，观念大变，文化向多元化发展。
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农本商末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余英时先生认为，明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表现正是士和商的界限模糊起来。
才俊放弃科举而经商，甚至官员下海经商的情况也视为顺理成章。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也只是在考试时还有用，领导讲话中还说说，实际上大受质疑，各种新思潮大为流行，否定权威、追求自由成为这些思潮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已经有名流公开提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张了。
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干部队伍弄虚作假成风，公开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
其六，贫富分化严重，“富益富，贫益贫”
，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文化出现多元化态势。
方志远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毛佩奇先生则进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
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
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怎么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过自觉的行动。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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