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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倘若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感兴趣、热情高，那么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这样的指示。
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至少，张居正是摇摆在两者之间的。
这倒不是说张居正是故意阻挠地方的改革，应该说他比较清醒。
官场腐败，谁能够保证不再以各种名目摊派？赋税由过去的实物改为白银，农民没有银子，怎么办？
这不是杞人忧天。
据梁方仲先生的说法，由于地方官员及他们的属下都希望通过多征税款，从中渔利，因此虽然宣称按一条鞭法统征各项税款，但仍继续在一条鞭法之外摊派各种税役，由此导致一条鞭法失效，民众的税务负担失控。
还有专家说，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
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一条鞭法对力役的影响，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
张居正最关心的是如何做到该征的税都征上来，至于是实物还是白银，是一揽子还是分门别类，都是枝节问题。
所以，他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不够，甚至不允许北方省份推行，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原来的税收制度确实难以为继了，到了后期，大体上随着丈量土地的推进，实行一条鞭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此时，中央高层反对一条鞭法的势力大为减弱，看不到有分量的高级领导干部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恰恰相反，像户部部长殷正茂、河道总督潘季驯、福建巡抚劳堪等，中央和地方的大员们，都主张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干部队伍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
（张居正给山东省一把手信中语），上层的氛围似乎需要做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决断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才以最高指示的形式，下令在全国推行。
此时的张居正，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
想想看，张居正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才下令推行的一项制度，说它在张居正的治国生涯中占的位置很重要，作用很大，是事实吗？
更重要的是，说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虽然认识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张居正改变了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局面，使得国库变得充盈起来，而这和一条鞭法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国库充盈在张居正当国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时候，离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还早着呢！
所以，张居正不仅没有创制一条鞭法，而且也没有积极推行一条鞭法。
是不是推行，他拿不准，但主要是看上层的氛围。
这里面他没有私利，有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居正以自己的威权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也是很大的功绩。
毕竟，一条鞭法是传统税收制度从两税法到摊丁入亩制度的重要过渡，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断，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张居正有资格名垂青史。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遇到的胡作非为的领导人、自私自利的领导人和碌碌无为的领导人太多的缘故，对敢下决心办该办的大事的领导人，在历史上都会重重写上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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