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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地重生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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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没能成为广州培英中学的避风港。
培英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毅然返回广东,在山区辗转。
有险情就避却,有希望就前行。
在白绿旗帜的鼓舞下,培英师生求得了生存,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日本侵略军的非正义性质注定了它最终失败的必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培英返回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培英由私立改为公立,归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谱写出胜利的篇章。
(一)返粤地,赴曲江
在澳门办学半年后,风波又起。
1942年6月,广东日伪教育局电话命令培英中学回广州复课。
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培英中学严词拒绝了回广州复课的命令。
为了不拖累澳门的有关学校和机构,1943年夏,广州培英从澳门迁回广东。
他们不愿回广州,而是一路朝北,师生先步行至清远,后搭乘竹排到达粤北曲江,幸运地免费借到曲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课室——这间夜校的校长王以敦先生是培英的校友。
培英中学与夜校的课程安排正好“互补”
,故此得以白天借课室上课,晚间交还夜校使用。
这样的“互补”
本是天作之合,然而,天作之合的享受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星期。
培英中学借夜校课室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日军飞机疯狂进犯曲江,一枚炸弹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青年会夜校的房舍被震塌。
幸好师生均已疏散,但不畏牺牲坚持留守校舍的校长傅世仕被炸弹炸飞的碎石击伤头部。
受伤的校长傅世仕认识到,学校安置在城市太危险,因为城市是敌机轰炸的目标。
于是,教师们分头到郊区找校舍。
当时,刚好曲江县(现曲江区)城郊外有家工厂挂出消息,说急卖厂房。
这是广东最大的南方被服厂,用作校舍比较合适,但要价32万元。
傅世仕校长立即组织人员开始筹款,他们马不停蹄先到桂林找熟人,但两周仅筹得六七千元,离32万元差得甚远。
手中无钱,不敢跟被服厂签买卖协议,那么大一块厂房和地皮,随时可能被人买走。
夜校垮塌,数百师生无处落脚,孩子们望着教师,教师望着校长。
借不到校舍,筹不齐款,校长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消息传到傅世仕校长耳里。
有一位叫司徒新的校友在滇缅公路经营运输业,生意兴旺。
傅世仕校长立即前往商谈。
得知母校困难,司徒新慷慨地捐出30万元。
傅世仕感激涕零,他想办法打回电话,派一位教师疾跑到被服厂,立即签下购厂协议。
听到傅校长筹到购厂款的喜讯,师生们兴奋不已。
购厂协议签署后,经厂长同意,师生们自力更生,用厂里厚达一寸(约3.33厘米)多的木板钉成台凳、黑板和床。
然而,战火纷飞山河泣血的年代,郊区也难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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