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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艰苦征战，秦国统一中国已成必然之势，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提上了日程。
如果说，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成功显示出吕不韦是一个才干卓著的政治家，那么，提出第二个问题的本身则显示出吕不韦又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家。
但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比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困难得多。
当时，秦国还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
，秦国法家文化正显示着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雏形中的弊端尚未被放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而且，这种弊端经过商鞅变法后一个世纪的发展，已融为秦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秦国上下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冲击而加以改变的。
更为严峻的是，已经长大成人、即将亲理朝政的秦王政，对于这一文化模式雏形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秦王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深受秦国法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
在他看来，这种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是使秦国在短短百年之间由贫弱而富强的法宝，也是使秦国迅速战胜东方六国、实现中国统一的法宝，不仅现在打天下要靠它，而且将来坐天下也要靠它。
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还有弊端？怎么还要改革？这种对历史经验的迷信和对现实政治利益的追求，造成了秦王政对这一文化模式雏形的强烈认同感，使其成为秦国法家文化传统的顽固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正是这样，在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分歧就不可避免了，裂痕就必然出现了。
这是秦国统治集团中急功近利的政治家与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之间的矛盾，也是秦文化的保守者与改革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矛盾和冲突，首先在思想领域里表现出来。
秦王政顽固地维护秦国法家文化传统，对法家学说极感兴趣。
他读了韩非的《书愤》、《五蠹》诸文，就大为赞赏，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而吕不韦也敏锐地感到了“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的威胁，决心从指导思想上入手，改造秦国法家文化传统，为未来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设计新的文化模式。
按照秦国制度，秦王政将于22岁时亲理朝政。
吕不韦就在秦王政亲政的头一年——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主编了《吕氏春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试图以此来引导这位年青的君王。
吕不韦还采取“一字千金”
的悬赏举措，来树立《吕氏春秋》的绝对权威，对秦王政施加影响和压力。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不仅未使秦王政改弦更张，反而迅速激化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理朝政，从吕不韦手中接掌了秦国大权。
秦王政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清除掉那些能影响他的权力、妨碍他的意志的异己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与太后相勾结的和主编了《吕氏春秋》
的吕不韦，当然就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了。
而事情又很巧合：
正是由吕不韦举荐入宫的。
这样一来，使秦王政在剪除的同时，又找到了剪除吕不韦的口实，从而一箭双雕。
可以设想，即使没有之事，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也还是要激化、要爆发的。
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君臣冲突中，吕不韦使用的是笔，而秦王政使用的则是剑。
这就决定了吕不韦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以败局告终。
秦王政在镇压叛乱后，即以举荐入宫的罪名株连吕不韦。
按照秦王政的残暴性格，本欲直接置吕不韦于死地而后快。
但他也有顾虑：一是吕不韦与自己父亲是患难之交，为其登上秦国王位立过大功；二是吕不韦深得人心，为他说情的宾客辩士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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