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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之制始于元代，明代统治者却将它发扬光大：无论多大的官，只要惹恼了皇上，皇上一声令下，锦衣卫的特务们就将他拖下痛打；挨打者的生死，往往在打人者下手的轻重之间。
锦衣卫虽与东厂同为“侦察”
机构，但它本身却在东厂的“缉访”
之下，因而卫使无不屈从厂臣，甘愿做其仆役。
如此锦衣卫虽然本不应归太监掌管，事实上却对东厂唯命是从。
而东厂从明中期以后专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的一个管辖，所以到了明末，无论是东厂还是锦衣卫，都已是当权太监的鹰犬爪牙了。
既然厂卫有查访、逮捕、刑讯逼供及定罪之大权并且不必经由其他任何政府机关核批，那么一旦握有厂卫重权，就等于掌握对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百姓的生杀夺予。
天启三年（1623年）。
魏忠贤终于得以提督东厂，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同时出任锦衣卫指挥使——厂卫重权，遂归魏阉所有；东厂与锦衣卫，也成为魏阉日后残杀东林党人的两柄屠刀。
魏忠贤磨刀霍霍，朝中的反对派已然惊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熹宗身上，企图通过上疏借助皇上之手除去这个祸害。
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再次向魏忠贤发难，他以犀利的言辞写出一份奏折，列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杨涟之后，又有魏大中、周宗建等七十余名大臣接连上了一百多篇弹劾奏章。
但是群情激愤的大臣们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魏忠贤已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任何奏折都会经过他的手中——他虽然不识字，自有奴才给他朗读讲解。
因此，谁上了奏折、奏折中都写了些什么，他了若指掌，他或改或压，阻挠熹宗审阅这些“告状信”
，同时又接连数日带着熹宗在宫内“狂欢”
，使之无心上朝。
这样朝臣们没了面奏的机会，而魏忠贤自己就赢得了反击的时间。
魏忠贤一手遮天，群臣并未被吓住。
这一年六月，郎中万又上疏痛责魏忠贤，说他即被赐名“忠贤”
，却不思忠贤之义，反而搜刮金银财宝、企图揽天下大权，是一个“蓄谋甚毒”
的“奸雄”
。
魏忠贤闻听之后气得七窍生烟，不知所以。
万被折磨了整整四天之后咽下最后一口气。
万一死，朝中大臣寒心之余人人自危，内阁重臣叶向高等人先后辞官而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宗等六七十人皆遭罢免，一时正人去国，朝堂为之一空。
魏忠坚趁机自丰羽翼，一些在“三案”
之中因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和而遭排挤的浙党、齐党党徒为报旧怨纷纷倒向魏忠贤，成为他的同盟军，致使魏党势力大增。
这些人积极为魏忠贤提供《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等等黑名单，时刻提醒魏忠贤说：“东林党人将要陷害您老人家啊！”
魏阁本来就是想铲除异己，经此撩拨更是杀心大起——杖毙万，不过是他小试锋芒而已；更大规模的屠戮行为，已在酝酿、筹划之中了。
魏忠贤对东林党发动第一次猛烈攻击的突破口是所谓“汪文言狱”
。
汪文言本来只是一个小小县吏，后因颇有才干而被擢升入京做了监生。
任职期间，他与许多浙党党徒结下了深怨，同时与王安交情颇深。
光熹交替之际，汪文言竭力帮助王安处理大事，引起了魏忠贤的不满。
魏忠贤杀害王安之后，即削汪文言监生之职，将他赶出京城。
后来叶向高重新起用汪文言至内阁供职，而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人也与汪文言政见一致、情趣相投、结为密友。
他们的来往，引起了魏党的注意，魏忠贤与手下密谋，想借汪文言之口除掉杨、左等人。
杀人须有名目，此时正好辽东经略熊廷弼因防守辽东时略有失误而被治罪杀了头，边疆之事，重关国家，魏忠贤便决定让汪文言诬告杨、左收纳熊廷弼的巨额贿赂，坐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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