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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
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
。
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
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
，使用“圈制”
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
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
，立即“死力冲突”
，“飚疾如风，一瞬即失”
，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
，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
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
，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
，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
，“设防全恃兵力”
，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
，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
，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
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
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
，“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
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
李鸿章看来“稳慎”
，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
5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
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
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
，这即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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