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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镜，见吉在镜中，因掊镜大叫，胸创裂而死。
世中犹有事于君道者。
[9]
《洞仙传》一书，《旧唐书·经籍志》录为六朝见素子撰，今佚，《云笈七签》中录存有两卷。
在《洞仙传》中，关于于吉的故事与《江表传》比又有很大发展，首先是于吉的神通更为广大，能呼风唤雨，感天动地，以至将士要先拜吉，后朝策。
于吉死后，孙策遭恶报而死，这是《洞仙传》神话发展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它在警告统治者，于君道是不能禁止的，于吉也是杀不得的，在神话里，惩罚于吉的孙策得到了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民间神话，表现出于君道跟统治集团间的尖锐对抗。
表面看，这是于君道的胜利，但实际上，在这神话的背后，却是于君道遭到血腥镇压的事实：于吉被杀了，他不能复生。
于君道遭到重创，面对政治压迫无可奈何，于是产生出神话的反抗，这是对孙策暴行的控诉，但这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集团扼杀民间宗教与神话的态度。
我们发现，自三国始，民众以宗教和神话向统治者挑战的情况愈来愈多，统治者对民间宗教和神话的压迫也愈来愈重。
西晋时期，统治者对民间宗教也极力压制，而竭尽全力扶植皇家祀典。
晋武帝司马炎上台后强化了皇家祀典中的上帝、天地、先祖与山川之位。
孔子的地位在祀典中也进一步突出，魏晋时都以太牢礼祠孔子并以颜回配之。
魏晋以来，《周礼》中的祀典增加了孔子席位是一重大事件。
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武帝诏曰：
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
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祀不作。
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
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之鬼不乱其间。
[10]
此诏道出了司马炎承袭魏文帝的作风，对**祀采取决断措施的态度。
泰始二年（266年），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司马炎以为不在祀典，故除之。
又使官员到四方巡省风俗，除去不在祀典的祭礼。
司马炎这样关心民间神俗，其意在于防止民间可能出现的反叛情绪，因为反叛情绪在宗教神话中最易表现。
晋朝的官员也紧密配合皇家行动，一齐绞杀异端文化与反抗苗子。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道士陈瑞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师，徒附数千，积有年岁，为益州刺史王濬诛灭”
[11]。
又太和元年（366年），“彭城道士卢悚自号大道祭酒，以邪术惑众，聚合徒党，向晨攻广汉门，云迎海西公。
殿中桓秘等觉知，与战，寻并诛”
[12]。
由宗教发展成武装反叛，这是西汉以来，异端神话发展的逻辑。
流行于民间的宗教要么归附于朝廷，要么作为一种异端必然走向反叛，因而也带来了空前的压制。
南北朝至隋唐，禁**祀诏令不断，刘宋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
**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13]
这是一场对民间信仰的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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