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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说你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还有树林和田产。
真想不到你会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相信你不排斥，我确信即使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也会过得很棒、表现得很棒，就像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
你的房子里是不是收藏着画作？我想写一本关于早期威尼斯艺术的书，在那些被与繁华世界隔离开的旧式英国大宅的长廊中或灰色墙壁上，隐藏着一些出人意料的画中人和画中风景。
我当然不是以收藏艺术品为生，但我教相关的课——不是在休教的那些学校里，我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教书，学校在考文特花园里。
我教的是艺术史，学生是一群不想知道太多关于乔托或提香的事情的画家、陶艺家、工业设计师和布艺编织者，怕我让他们的原创性产生一丝凹陷——当然了，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即使是那种最亦步亦趋的派生艺术家也一样。
你会喜欢我教书的这个地方的，这也会让你感兴趣。
休不太善于描述建筑物和人物。
他说他在你那里注意到了一些紫杉木、一个大阶梯、一阵打哈哈和一些茶杯之类的，这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关你或你周遭事物的实感。
但他的确提到了你那非常漂亮的儿子。
你怎么不给我寄一张印着鹳鸟的卡片？或者一个装着糖衣杏仁的银篮子？我现在对应对住在乡间别墅里的人物挺有一套的——你说，我该不该去拜访拜访你啊？
另一封信来自艾伦的密友托尼·沃森。
在剑桥的那段日子，艾伦和托尼是室友，弗雷德丽卡称他们俩是“变色龙和冒充者”
。
艾伦，是出身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男孩，有一种机敏灵活、无阶级意识的社交魅力，而且还一头金发；而托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儿子，托尼本身也受过完整的阶段式教育，浑身充满了一整套的工人阶级品位和习性，并且用一种刻意训练出的口音讲话，介于“伯明翰口音”
和“考克尼口音[1]”
之间。
托尼的信写得比艾伦的更长一些，也更有情感的直接表露，尽管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比较熟稔和亲热。
可以说，她和艾伦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友谊关系，她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己不会和艾伦陷入两性之间的性诱导、性失衡，或性霸凌。
因此，她偶尔会好奇：艾伦是不是同性恋者？
托尼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料想你需要一些调味剂。
我们这儿有很多。
因为选举热火朝天，所以办了很多舞会——人们扭动着、叫嚷着、摇晃着，每个人都有移位的脊椎或脚踝，简直像流行病一样。
我曾在《政治家》上写过一篇关于“摩德俱乐部”
的文章——你会很欣赏我对“谁人乐团”
的歌词带有利维斯格调的评论——就像你会欣赏我的意大利西裤一样。
但说起来，你一直以来就一点音乐感也没有，也有可能的是，你此刻正在一些很时髦的夜店里尽情舞动，根本不需要我向你更新时下最流行的单曲……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失联。
不过，说真的，选举很火热。
我在贝尔塞斯公园里、居民住家门前的阶梯上发传单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
气氛真是令人激动地高涨——各处都一样，但我的诚实让我不得不补充——工党的宣传攻势跟保守党一样古板又枯燥，但你像特别支持保守党那一阵营的。
但我必须依仗着你，因为你是能在公牛群、牛奶搅拌机、洗革皂和驴叫声中发动起那场女性革命的密探。
认真说话不行吗？托尼·沃森，你这个笨蛋。
我到处奔走，向人们保证会有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不会再有跟电话应召女郎、不穿裤子的部长联结在一起的丑闻；不会再有穿着褶边围裙、拿着马鞭的蒙面男子，只有诚实可靠的来自利物浦的经济学家和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干净男人。
为尽快实现一个公平社会，而做很多有用而“无阶级”
偏差的事情（比方说，在伦敦北部居民的住家前面放一台自动化的餐具清洗机，就是开展革命的具体措施之一，尤其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是这样的。
又例如妇女，她们一直和肮脏的旧式洗碗机困在一起，从事无偿劳动）。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的报道，在《镜报》上有两篇，《政治家》上有三篇，《曼彻斯特卫报》上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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