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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创新可以看作各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相互作用下新秩序的涌现，除了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就很关键。
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的实现，依赖于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也就是ICT（4）技术。
20世纪中叶，这两项技术还比较初级，远没有达到创新大规模涌现的地步。
因此，熊彼特的方案只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生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中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在那个看谁都像赤色分子的年代，熊彼特这种对社会主义暧昧不清的态度，怎么看也是个赤色分子。
赤色分子提出的方案，怎么可能被采用？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是同源的。
与马克思一样，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但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其成功的根源——“创造性破坏”
，会驱动经济规模无限制膨胀，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
与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从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导致自我毁灭后，就会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到来。
在1949年，熊彼特在哈佛做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公开演讲，作为该书第三版的序言。
这一标题对于美国精英来说相当惊悚，相当于号召美国精英们涤**思想中保守的渣滓，做好准备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
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这要不是异端，那就没什么异端了。
所以熊彼特的思想在一段时间被打入冷宫，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凯恩斯也看到了症结所在，不过他提出的治疗方法相当于比较拙劣的西医，吃止疼药打兴奋剂，通过强行刺激身体机能来对抗病症。
这种方法见效最快，但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其他方法根本都用不了，只有这一条路看起来稍微可行。
因此“二战”
后二十年，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清一色地皈依凯恩斯主义，国家支持的财政扩张大行其道。
说白了，就是普遍高工资、高福利，使得普通民众也有相当的购买力，拉动经济循环正常运行。
这种体制也被称为福特制。
这就是“二战”
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由来。
然而这一方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到20世纪6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
凯恩斯牌“兴奋剂”
药力失效，经济危机梦魇卷土重来。
更要命的是，“二战”
后的青年生下来就处于福利制度下，在父辈看来优越的物质条件，在青年一代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经济发生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走上街头抗议。
在经济动**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种族、性别、世代、战争，所有难缠的问题集中爆发，演化为越来越激烈的街头暴力冲突。
1968年是个动**之年。
3月，已经获得党内初选的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总统候选人身份；4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公开演讲时遭到暗杀；6月，刚提名为民主党总统侯选人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的竞选活动中遭到暗杀；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在地芝加哥发生了当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这股革命热潮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从巴黎到东京，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各种各样的不满，并不同程度地演化为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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