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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其实早就谋划建立属于自己的通信标准。
G**以及根据G**发展起来的WCDMA，以及美国的CDMA2000，都是基于频分双工（FDD），欧美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避开欧美的重重专利封锁，从原理上只剩下时分双工（TDD）可选。
而TD-CDMA恰好就是TDD。
李万林这一看似简单的“建议”
，对中国来说价值极高。
他也因为这项贡献，入选《商务周刊》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经济最具影响的百名海归”
。
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对中国通信业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中国3G标准应对策略。
在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观点，其中包括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它的TD-SCDMA。
据一名参会专家事后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
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最后，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一锤定音：“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
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
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
不要小看这个提案，有了它，中国就有了在美欧争霸的局势下，进行博弈的筹码。
按照当时的形势，欧洲由于在2G的G**上占据优势，已经使用G**设备的运营商过渡到WCDMA，付出成本最低，因此到了3G时代，欧洲的WCDMA成为全球唯一通信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显然不能接受这一局面。
后来，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各方的协商，中国代表的智慧和努力）之后，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和中国的TD-SCDMA共同成为3G三大国际标准。
在美欧争霸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四两拨千斤”
，成为3G标准的拥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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