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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之前，思科公布了一项在全球投放1.5亿美元的广告计划，这一公关色彩明显的举动更让思科掌握了主动。
那么问题来了，华为到底有没有抄袭思科的产品呢？
事实上，借鉴是有的，但是抄袭谈不上，而且抄也无从抄起。
路由器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专用芯片实现不同通信协议的相互转换。
在没有公开源代码的情况下，从外部根本无从猜测芯片内部算法是如何实现的。
在路由器的命名上，考虑到思科的系列命名已经家喻户晓，为方便用户购买，华为采用了和思科产品系列编号完全一样的编号。
在用户设置和管理界面上也是使用和思科一样的命令格式，这样用户不用培训，只要会用思科路由器的用户就都会使用华为的路由器，降低用户的转换成本。
但在内部实现上，确实是北京研究所的研发人员一行一行敲出来的代码。
华为不知道思科路由器的实现算法，思科也无法判断华为的路由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只从外部表现的相似性推测对方有罪，华为必须自证清白。
举证责任倒置，也是ICT行业专利诉讼的一大特点。
华为的做法，如果放到今天确实涉嫌侵权。
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GUI（1）对于用户体验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成为产品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被专利法纳入保护范畴。
但是在2003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对于GUI的保护都缺乏相关规定，如果仅是用户设置和管理界面相同，不违反专利法的任何一条。
华为路由器初期的糟糕表现，也从侧面证明了华为没有侵权——华为的研发人员依靠在互联网上勤学好问，捧着软件开发“大全”
“秘籍”
之类的书啃，将一行行路由器的软件代码搞出来，变成能够上网的设备，并成功推向市场。
但是推向市场后，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技术问题，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那个问题又冒出来，工程师们每天忙着加班，四处救火。
用电信局客户的话来描述：一定要来一名高手，在机房里待上两天，要从不同角度搜集大量信息，再加上一点儿灵感，才能把问题的范围圈出来，还要搞上一个模拟机，测上两天才能定位一个问题。
当时华为的软件开发还是典型的“游击战”
打法，跟思科这种国际大厂没法比。
不需要任何流程，没有任何质量体系，除了写代码、测试以外，什么都不要，非常自由，“管理是啰唆，流程是麻烦”
。
结果大家没有时间一次把软件做好，却在产品上市后坐着飞机，一遍遍地重写程序。
1999年底，北京研究所协议软件部经理王晓东特地去印度取经，希望能够找到印度IT高手重写路由器核心代码。
当时印度的软件行业比中国发达得多，王晓东大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什么叫CMM（软件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
王晓东从印度回国后，带了700多本书，在北研所掀起了学习CMM的热潮。
在印度完成重写路由器核心软件代码的工作以及在研发系统采取了CMM规范后，华为的路由器产品才实现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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