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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些往事，我认识到陶先生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我的教益都是很大的。
他不肯向反动派屈服，经得起磨折、穷困，依然向着光明的前景踏探前进。
他在实际生活中给我们教育，对我在抗日战争中所遇到的困苦、危难，经受住考验，我是终生不忘的。
三、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
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蒋介石在国内受到舆论的谴责，在国际也遭到爱因斯坦、杜威、罗格、桑代克等知名人士的抗议。
同时他也可能知道，把“勾结叛逆、阴谋不轨”
的罪名加在陶行知头上，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对这次通缉的事也就不谈了。
一九三一年，陶行知由日本回到上海。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创建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生活教育的组织形式由学校班级制扩大到社团活动形式的社会教育领域中去，这就更有利于结合生产，便于工农就学，便于筹措经费，有利于生活教育的推行。
他除了在农村建立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等外，还在市内工人生活区建立卖报儿童工学团、劳工托儿所、女工识字班。
在普及教育中，又提倡小先生制，运用即知即传人的办法，用年长的学生教年幼的学生，儿童教家长，小孩教大人。
他在内地各省宣传这一主张，取得成功。
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
记得在宝山县的一次讲演中，县教育局长冯国华先生，动员大批教师来参加，室内室外挤得水泄不通。
从此冯先生在县内大力实行小先生制，这就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结果，冯被撤了职（冯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沪郊游击队牺牲）。
事情还不是就此为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一步诬称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同志为中共华东区宣教委员会的负责人，加以逮捕，投入监狱。
在审讯中，特务分子猛击马的面颊，几乎打破耳膜。
在狱关了半年多，陶先生多方营救，向国民党的人说：“如果马侣贤是中国共产党，我陶行知愿用脑壳来担保。”
以后由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先生出面保释出狱。
在创办山海工学团的同时，陶先生在民族资产阶级史量才先生的支持下，还创办过上海自然学团，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后来由于史量才不肯将申报馆交给蒋介石，遭到特务暗杀，儿童科学下嫁运动也就停顿了。
虽然遭到国民党的不断破坏、恐吓，陶先生争取一切可能机会，用各样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连续发表《斋夫谈荟》，署名为“不除庭草斋夫”
（以后印单行本，书名为《斋夫自由谈》）。
一九三四年他用“何日平”
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中华民国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论及教育与救国的关系，引起了尚仲衣先生（署名“子钵”
）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陶行知的教育是中国的出路吗？》长篇评论文章。
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生活教育社的部分同志同陶先生、尚仲衣先生一起讨论了这一问题，彼此加深了了解，统一了认识，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而是受政治的制约，为政治服务的。
要使教育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党为领导，才能实现这种愿望。
经过“九·一八”
、“一·二八”
事件，陶先生对蒋介石的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已经是彻底看清，深恶痛绝。
“八一宣言”
和“一二·九”
运动，使陶先生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生活教育的生命，寄托在中华民族之生命之中，才有光明的出路。
从此，他全力以赴，组织国难教育社，与沈衡山先生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签署“团结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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