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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育才学校既受政治上的压迫，又受经济上的封锁，许多地下党员为了安全起见，经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到解放区去了。
也还有不少党员在坚持工作，每日师生同样是两顿稀饭一碟胡豆作菜。
这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得到胜利。
重庆人民，爆竹连天，欢声动地，表示喜悦的心情。
九月间一天下午，陶先生约定周总理到管家巷廿八号作时事报告，我得到通知，由清中进城来听讲。
时间大约从四点钟开始，一直讲到晚间七点多。
总理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指出要争取和平民主，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未忘。
他说，当前形势如同我们坐在汽车上，车子正在大转弯，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一不小心，就会从车子上跌下来。
我当时认为日本既已投降，和平必然可得，没有想到蒋介石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调兵遣将，准备着打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继续他的卖国独裁统治。
现在回忆起来，总理的这些话，可能是向我们敲警钟，不要受国民党的欺骗。
散会时，有位晓庄同学请周总理谈谈解放区的教育情况，总理立即指着陶先生说：“问问他就可以了。”
陶先生还带着我和马侣贤同志到楼上接待室里，见了总理和张晓梅同志。
总理鼓励我们要坚持工作，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
时间已晚，总理就告辞了。
这些情景虽然已相隔廿多年，总理和陶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如在目前。
我到重庆后，通过地下党员徐荇和力扬同志的介绍，到新华日报社，找到朱语今同志。
以后我在清中和其他地方的活动，都直接向朱汇报，争取他的指导和帮助。
在中共代表团撤退时，我依据力扬同志的建议，介绍地下党员戚云同志带着两个小孩到清华中学教一个时期的英语，以后才转到苏北去。
我在重庆，由于陶先生和沈衡老的关系，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华人民救国会。
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后，我感到在重庆与国民党的斗争，比上海更困难，更复杂得多。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特务们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和施复亮，而当时领导打人的特务刘野樵，会后反而倒打一耙，向法院控告陶先生，说他带领育才学生破坏会场，打伤了人。
陶先生为此曾召集方与严、马侣贤和我在民生路民盟办事处开过一次会，大家都赞成出席审判庭揭露特务们的无耻行为，向社会宣布他们的罪恶。
以后听说在史良、林亨元同志的帮助下，迫使法院停止审判。
我遇到的第二件事是育才学校在北碚临江楼设立了自然学园，培养科学儿童。
一天，离北碚不远的澄江镇上，有一个属于国民党的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突然派遣武装士兵在自然学园大门口站起岗来，声称要我们搬出去，把房子让给他们。
陶先生听说了，邀我到临江的一家小茶馆商量。
他还像平时一样，从容不迫，面带笑容向我说：“这么几只小老鼠，偷偷摸摸干这样的事，算不了什么！”
以后他用秀丽的字迹写了一封信交给国民党陈诚部长，口气十分严肃，质问他们：我们的小孩都是抗日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正在安心学习。
为什么校舍被你们突然派武装侵占，守住大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如果发生意外，谁应负责？此信发出之后得不到答复，经过多次催促，武装部队还是悄悄撤走了。
陶先生为此事，以《打胜战的秘诀》为题写了一首诗，诗是：“没有做，莫说做不通！
做得不够，莫说做不通！
九十九次失败了，第一百次会成功！”
从这次事件中，我深深体会到陶先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
的精神，在他的一生中，贯彻到底，始终如一。
听起来有些奇怪，事实上并不奇怪，在陶先生办学最困难的时刻，一些稍有正义感、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往往会出人意外地出来支持。
如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对岸澄江镇上驻有陈诚嫡系的十八军十八师，有一天接到陶先生借用区长卢子英的名义，请师部负责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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