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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路，而且还是那有田三十亩的自耕农向着十五亩十亩五亩……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而变动的农家的一般的出路。
这是说：这种训练，是中国一般的农民的“最根本”
的出路。
但前次所引的（见《明日之教育》四六期）戴乐仁所作的农村经济调查，业已把这种谬误的观念，根本推翻。
在那些数目字上表明着：
以四五口的人家而论，假定施以陶知行主义者的生育限制训练，人口降到三口、四口，在河北仍有82.5%，在安徽仍有52.1%，在江苏仍有52.4%，在浙江仍有64.3%的农家是不能维持最低的饥寒的水平的。
“姑再假定，陶知行主义者所主张生育限制训练完全贯彻了，把农民们的生育权完全剥夺，每家只有夫妇二人，那末，按照戴氏的数字，江苏仍有45.8%，浙江仍有百分之58.3%，安徽仍有46.4%，河北仍有80.5%的无衣缺食的农民。
当我们注意到江南生产品价格要高过于中国北部，注意到戴氏饥寒水准是按照河北农村物价而定的，我们即可肯定地说，即使陶知行主义者的生育限制的训练，满布了中国全部（注：此处前次排印时有错误，现改正），将农民的生育权一概剥夺，使每个农家仅只二口……结果，中国的大众——百分之六十、七十乃至八十的农民，依然嚎啼于饥寒水准以下。”
由这一段数目字里，我们看出能由陶知行先生的生育限制获得暂时出路的，只是那些富庶的有田三十亩，或三十亩以上的少量“农民”
，而“绝大多数农民大众”
，则绝对被陶知行先生及其忠实信徒，摈弃于出路之外。
在这种铁一般的数目字前，我们仍然说：事实是一种顽固的东西，虽然“决不是一笔可以勾销的”
，却也决不是一张市侩的嘴用无稽的圆滑字句，所可消灭得掉的。
三
最滑稽的是：陶知行先生不惟极尽圆滑之能事地来掩饰中国现实状况的罪恶，进而更为“帝国资本主义”
的罪，作忠实地粉饰：把国际的“帝国资本主义”
为着维持其商品最高利润而深入殖民地的剥削手段，所造成的层层压迫和非人的灾难，轻轻地粉饰掉，企图把这种“残暴”
的罪恶，用“天行的淘汰”
加诸农民自己身上；把“帝国资本主义”
为着维持其最高利润，宰割世界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所形成的战争，也认为天然淘汰的说明——是“无政府的商品生产过剩，无政府的小孩子生产过剩”
，所造成的事实。
陶先生这一企图，在其自夸深入大众的呼声中，我们就大众利益的客观事实来研究，陶先生的确尽了“帝国资本主义”
所派遣的教徒一般的麻醉和缓作用。
至于说，“无政府的商品生产过剩，无政府的小孩生产过剩”
，客观的事实是：商品之过剩只表现在各资本家的堆栈中！
而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却感生产品过少，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的；小孩生产过剩，则只表现于最后衣食也被剥夺了的生产者的家庭之中，而全世界的自然界所宝藏的富源，还静静地埋在地里，殷勤等待着更大更多的劳动力来开掘，并非因目前地面太小。
这种常识，我们看着，大批大批的商品不顾生产者的需要，为着维持最高利润而被抛入大洋中去，大批大批的劳动力因要维持商品最高利润，离开同自然为人类幸福而争斗的健全道路，而被迫入饥寒的死亡中，当可明了一些吧？这硬是“帝国资本主义”
在人类中所制造的惨酷历史，这也正是陶知行先生的“这七八年来的实际工作”
——尤其是近三四年所竭力粉饰而未能粉饰掉的事实吧？
现在关于陶先生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的热忱，无须用我们的话来批判，他那工学团的同工之一说得很清楚：（《明日之教育》，第五十期，潘天民先生的通信，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我到此地来参加实际生活，似乎每每感到失望。
当在过去，我是以陶知行的教育主张只是‘改良主义’的，但今来我却以他不但不是‘改良主张’（疑为‘义’字误——作者），且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工具了。”
这原来就是陶知行主义本来的面目。
[1]原载《大公报》，1935年1月《明日之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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