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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晨更工学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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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夏，陶行知先生筹办山海工学团。
十月一日，山海工学团在上海市宝山县之间的大场孟家木桥正式成立。
一九三二年秋，又在上海市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创办晨更工学团。
陈更村在北新泾镇西北约二公里，紧靠罗别根路，是沪西区周家桥工业区的边沿。
在周家桥，集中了许多由日商和中国资本家办的“丰田”
、“日华”
、“申新”
等大棉纺厂及其他印刷厂，机件加工厂等。
这些工厂的工人许多来自北新泾镇周围农村。
北新泾镇又是郊区棉花及其他农产品的集散地，水陆交通都较便利。
因此，镇上较热闹，有几家收购棉花的花行。
陶先生选择这样一个有工人、农民、店员聚居的地方办工学团，是进行工农教育较理想的地点。
陶先生委派我担任团长，着手筹备建团事宜。
不久，王洞若同志来上海，陶先生又要他来和我一道工作。
陶先生对团内人事不多过问，放手叫我们自己邀请，意思是交共产党领导。
他说：“你们和‘山海’要互相学习，看谁办得好。”
在工作上非常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经常来和我们交谈，给予很多指示。
有时还冒着危险掩护我们，在经济上也经常给予支持。
后来我又约林迪生、陈鹤亭等同志来共同研究开展工学团的各项工作。
晨更工学团的房屋，先是在陈更村租了农民张家的五间小平房，不久，陶先生约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先生帮助，由他在罗别根路上找到一幢两层的西式旧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上面还有一小间阁楼。
楼前有一片较大的用竹篱笆围起的院子。
这幢房子原是一个资本家的，因长期不用，年久失修，就无代价的借给工学团，这样，校舍较前宽敞了。
建团不久，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共青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有两个我认识的青年逃到晨更工学团避难，因他们被暗探跟踪。
几天后，这两个青年在罗别根路上被捕了。
于是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借口此事要勒令封闭“晨更”
。
陶先生知悉后，通知我们作好应变准备。
他和潘公展进行了说理斗争。
由于没有抓到工学团的把柄，潘公展无可奈何地收回“勒令”
，晨更工学团得以继续办下去。
晨更工学团，实质上是党在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沪西区共产党区委非常重视我们有这个公开合法的阵地。
区委书记老郭（即金城）同志亲自领导我们，布置我们配合当时纱厂的大罢工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争取罢工胜利，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后，我的党的关系转到“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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