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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职交通，调陈鸿儒到上海市某区任团干部，调宋任远同志到江苏省委出版局工作，调孙达生同志专职搞“教联”
组织工作，后又调到江苏省委当巡视员，安排张桂生到新安旅行团工作等。
由于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增加，我们从陈更村搬到罗别根路，又在罗别根路建立了一个晨光图书馆，安排了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共产党员王大哥（名字忘记了）主持这个工作。
他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又想办一个小农场，陶先生为此给我们找一个编辑《工人读本》的任务，帮助我们筹集资金，我们得到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又在其他方面搞到一些钱，在大场北杨湖租了十五亩地，盖了三间草房，在孙达生、宋任远同志主持下，开展生产活动和革命的群众工作。
在农场附近村子，也办起了农民、农妇识字班。
我们还安排了胡文光等几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来小农场，一边劳动，一边休养身体，恢复健康，以便更好为党工作。
我们小学用的课本，是用当时国民小学教科书。
我们结合家庭访问，与工农交朋友的机会，收集调查材料。
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救亡教育和阶级教育。
对成年中的工人、农民、农妇、店员读书班，我们是根据不同对象，自编教材，结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救亡，奋起革命，谋求民族独立、民主、解放。
从识字、歌唱革命歌曲、举行各种文艺活动，他们的进步是很快的。
虽然，学习班的设备条件简陋，但他们的学习兴趣愈来愈浓，经常风雨无阻地来上课。
这些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运动，成为我们的干部。
如当时店员班的学员倪康华，解放后，曾担任我们一个党报的副总编辑和一个出版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的活动经费是陶先生通过黄警顽先生向各界进步人士募捐解决的。
每月多少经费，没有固定数字，往往在揭不开锅时，陶先生把他卖字、卖稿所得的钱接济我们。
记得有一次陶先生在给我钱的信中风趣地写道：“钞票绿油油，瑛（作者曾用名徐瑛）去买米，田（王洞若同志又名王义田）去打油。
……”
我们大家同吃一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我们的家常菜。
除了三顿饭，大家不拿一分工资，生活可算十分清苦，但大家情绪很好，干劲十足。
共青团建立后，工作开展得很活跃。
由于受当时“左”
倾盲动残余思想的影响，不注意工作方法，活动不够隐蔽，所以敌人对我们的监视，捣乱，比以前频繁了。
又由于我们内部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也有不妥之处，使敌人有机可乘。
当时我作为工学团的负责人，曾多次受到查问，有时甚至叫我到北新泾公安派出所去受讯问。
我看到继续工作有困难，经党组织的同意，于一九三三年冬，推荐王东放担任工学团团长，王洞若同志主持工作。
陶先生同意我们的人事安排，并介绍我去上海女青年会浦东女工补习学校，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搜查了晨更工学团，逮捕陈企霞、袁超俊、柴川若、王东放、赵璋五位同志，并封闭了晨更工学团及晨光图书馆。
晨更工学团被封闭不久，在陶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又在兆丰路办起了兆丰流通图书馆，继续在兆丰路一带的工农群众中推着流动的图书车子，走街串巷，送文化、送知识到群众中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82年8月1日于庐山
1983年5月8日修改于北京
[1]原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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