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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由此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家或政客。
杜威在教育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他大力宣扬“儿童中心论”
，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
。
他说过，在学校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而组织起来。
在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
上，他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尽管他的“儿童中心论”
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错误的另一个极端。
但他高度重视儿童的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仍有其可取之处。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对于老师尊重儿童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这一点，他继承过来了，对于老师“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等观点，又是扬弃的，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学说。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陶行知先生注重尊重个人人格，发展个人才能，创办育才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当然，如何把集体与个人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今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家。
他由一个大学教授，深入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当过中小学校长，办过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一心扑在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面。
他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高举反洋化教育和反传统教育的旗手。
他向当时的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发动了猛烈地抨击，从根本上动摇了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基础。
他不仅有丰富深刻的教育理论，也有大量具体的办学实践。
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办学和教育实验。
他是一个理想远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家。
1919年4月，他在《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文章，指出三种常见的教育家：“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
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种或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
他提出第一流教育家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胆量很大，敢于实验，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
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对民族的教育有强烈的责任感。
深知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他还认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
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
总之，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
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从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陶行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第一流的教育家。
他敢于创造，敢于开辟，在一无权二无钱单靠募捐为条件办学的艰难情况下，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学校，培养了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设在白区的革命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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