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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应该进一步来研究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否完备，以及它的内容（包括教育方针、教材等）如何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把“教学做合一”
和“做学教”
等同起来。
否则，难免张冠李戴。
（6）小先生制和工学团的办法，即使在今天，还可以部分地采用，但在具体实施上，应该有所改变。
例如，扫盲教育中援用小先生制，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
又如，在农村合作社里，采用工学团的某些办法，也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
今天的中国，虽然比起十年二十年以前来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在若干方面必须采取穷打算穷办法，不应该一切强调正规化和讲究排场。
小先生制和工学团在若干办法上，确实能够节省不少。
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下，我认为不应该全部否定这些有效的而又节省的教育办法。
（7）“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这是陶行知先生所反对的，我认为今天还应该反对。
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位教授驳“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通吗”
？陶先生回答得很坚决。
他不是反对读书，而是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本人是一生勤学不息的学者，或经常谆谆教导青年人要勤学。
所以他所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者（他叫他们为书呆子）把前人总结经验的东西，当做教条死读，不但自己死于啃教条，而且贻害别人。”
我们今天还要反对这样教条主义者——书呆子。
至于陶先生提出的“用书如用刀”
的说法，当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读书与用书之间是有差别的。
（8）五生论虽然不是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在那些年头的中国提出节育的问题来，难免引起若干人的误解。
我想关于陶先生的五生论（载《中华教育界》）和尚仲衣先生的驳斥文章，在大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得到。
今天我认为陶先生所提出的五生论，倘若可以比喻的话，倒与我们现在提出的节育意义很相似，并不是有意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
不过，在中国那些年头（1934年左右）提出这个问题来，不但对革命的积极意义不大，而且极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解。
（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但没说话。
）尚仲衣先生们就对五生论很不满，因而发表极尖锐的批评。
但是陶先生的本意不是那样，所以他就用笑话来回答：“……乡下先生睡了一觉，被顽皮孩子画了一个花脸……”
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其实到今天是可以弄清楚了。
（9）陶先生一生不仅办了很多教育事业，教育了不少青年（受他的影响的青年更多），他不但用教育的武器来提倡救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而且他还用短篇文字和诗歌来宣传救国，教育大家。
例如，他的《斋夫自由谈》（在《申报》上发表）、《行知行谈》（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诗歌集》（是陶先生临死前夕自己编的遗稿，后来由方与严同志编印的），都是用通俗简练的文字，犀利诙谐的笔锋，痛骂反动派，宣传救国，宣传革命，教育人民。
不但在当时起过很大的作用，即在今日也不愧为出色的文献。
至于他的教育论文，从1918年起，到1946年止，将近三十年，更加丰富。
因此，我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考虑编印《陶行知全集》。
希望这个建议在最近期内能够实现。
[1]原载《人民教育》，195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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