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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行知与胡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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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和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
几年以前，澳大利亚的一位教育史专家，来华访问，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陶行知与胡适是朋友，同在美国留学，同出杜威教授之门，有个时期，两人合作，共同传播杜威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为什么若干年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陶行知且对胡适的所作所为，予以辛辣的批评。”
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陶与胡同一年出生于安徽的徽州，同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是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同受杜威教授的熏陶，归国后，共同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分任翻译之劳，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思想，积极提倡文教方面的改进，这是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道路。
但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各不相同，少年志趣亦各有特点；后来在文化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在社会思潮的激**中，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中，陶胡二人政治觉悟的差距愈来愈大，到了晚年，一个成为共产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成为崇拜孔夫子的洋博士。
试分论如下：
一
胡适（1891—1962）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
他在童年时期饱受封建主义的教育；青少年时期，接受清末的“新教育”
；然后出洋留学，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
1917年归国后，执教于大学，著书立说，参加“五四”
新文化运动，名噪一时。
他曾主办几种杂志，议论学术和政治，继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在对日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卸任之后，掌管一个大学，反对学生运动；在不利的形势下，离开大陆，最后定居于台湾。
于1962年去世。
从胡适毕生的言行，人们可以看出封建宗法的家教，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烙印，他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产物。
让我们看看胡适思想意识的主流。
胡适崇信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杜威等人的学说，从而传播进化论、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五四”
运动的前后，他宣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与陈独秀等提倡白话诗文，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鼓吹个性解放，反对旧礼教，此外，他还积极宣扬“全盘西化”
论（或称“充分世界化”
）。
或在大学讲坛，或通过报章杂志，议论滔滔，发生颇大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胡适所传播的思想，其有严重错误的部分受到了严正的批判。
众所周知，兹不复述。
现在要着重论及的是胡适受到批评，他在台湾究竟如何反应。
一九五三年，他在台湾新竹，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讲辞涉及面很广，他耿耿于怀的是他在大陆的儿子骂他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公敌”
。
他认为儿子是被迫而出此。
胡适又说，“我们看共产党为什么要用铁幕呢？为什么铁幕内同铁幕外断绝交通，人不许自由地出来；报纸刊物不许自由地进去呢？为什么不让人民来看看呢？这是他怕光明，怕自由。”
（《胡适与中西文化》，页194）胡适若能多活若干年，看到那关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问题，坚持“三不主义”
的并不是大陆，不知胡适将如何自圆其说。
1960年他在中美学术会议上演讲《中国传统与将来》，坚持过去的看法：“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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