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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分别叙述我所在单位的地下党情况，联系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以及陶夫子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
1930年前后，苏区土地革命有了重大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中共重点转到苏区。
而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在上海租界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党中央的主要成员撤退到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中央成员，成立了临时中央。
1933年初，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
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而自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
但党的部分力量还存在，如“文委”
（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文总”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八大联”
（“左联”
、“社联”
、“剧联”
、“教联”
等）党团、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工联”
、“武卫会”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及情报系统的党组织都存在着。
上述这些党组织和党员，与党中央都没有联系，彼此之间也没有横的关系，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互相支援、配合，发扬革命精神，不怕牺牲，不屈不挠，运用多种形式，如组织多种类型的学会、社团、读书会等，广泛深入联系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1935年8月以后，保存下来的地下党同志从多种渠道看到共产国际“七大”
的文件，同时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深感上海白区工作路线、工作方式转变的必要。
为适应新形势，迎接抗日**，“文委”
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提出解散“各联”
和“文总”
。
后来，“八大联”
陆续解散，并决定各“联盟”
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都隐蔽到群众团体（主要是救国会）之中，利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与其他系统的广大党员、群众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与此同时，“武卫会”
系统、共青团江苏省委、“工联”
系统等，也都分别动员下属党、团员、积极分子与各系统的广大群众，共同筹建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在陶夫子主办的教育单位里，地下党有两个组织系统，一是“教联”
，一是“中青”
（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
在上述精神下，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国难教育社”
（即教育界救国会）的党团及其下属的各支部。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若干情况。
1930年4月陶夫子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缉令，莫须有的罪名是“勾结叛逆，阴谋不轨……”
这时正是蒋、冯、阎中原大战最激烈的时候，勾结叛逆，当然是指的冯玉祥。
有帮闲文人还在报刊上污蔑陶行知接收冯玉祥的巨款，说是被冯玉祥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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