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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地是一大进步。
但是，这样转变是否彻底呢？当然不是彻底的。
否则，陶行知不仅是共产党的好朋友，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了。
从1933年到1946年他死的一年，他的思想，又有很多转变，特别表现在他一步一步地更靠拢共产党，更相信群众的力量。
可惜！
他死得太早了，死得太突然了，甚至不能像邹韬奋同志那样临终留下遗嘱。
（3）陶行知不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
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的头子之一。
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者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不能这样评论前人！
其次，杜威是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的，陶行知是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的。
这两种主张的含义完全不同。
有人把它等同起来，不但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不了解“翻这个筋斗”
的本义。
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的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可以进一步商讨，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绝不可以把它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划个等号。
所以无论从陶行知的行动上和教育理论上来检查，都不应该说“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
。
（4）陶行知不是武训，这二人不能相提并论。
周扬同志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中说，“他（指陶行知——宗麟注）无疑地是中国人民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武训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我认为这样说法是正确的。
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驯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的极粗暴的棍子。
这一棍子不但打灭不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
（5）“教学做合一”
是陶行知教育主张之一，但“做学教”
不是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倘若从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来看，那末，“做”
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要经过‘做’来求得统一”
。
所以无原则地强调“做”
是不恰当的，这样的“做”
，恰恰是实验主义的。
陶行知曾经对“教学做合一和做学教的区别”
作过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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