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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砝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
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
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
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
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涣散，是负恩也。
臣不敢欺饰于天庭，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
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
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战的寓意。
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延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
捻，直到将“剿”
捻行动坚持到底。
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旨，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
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
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
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
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
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
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闲赋。
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
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采。
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
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
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
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
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
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尔。”
“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
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的这种心态在一首名为《送梅伯言归金陵》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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