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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征和二年（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他死后，这部书部分地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
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
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
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
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
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
《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
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
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
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
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
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
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
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
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
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
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2），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过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王迹所兴”
，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
，也便是“天人之际”
。
“天人之际”
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
都是阴阳家言。
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
，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
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
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
合而为一。
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
“五德终始说”
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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