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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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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
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
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
直接结合起来的，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
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
他在《献〈通典〉表》中写道：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
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
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
[76]
在这里，杜佑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
；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
，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
，很少有“匡拯之方”
。
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杜佑撰《通典》是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
。
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
，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
，进而研究“政理”
的具体措施。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之旨。
[77]《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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