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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书》和《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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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在民族史撰述方面，在有关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记载方面，在佛教史撰述方面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
而五代时期撰成的《唐书》和《唐会要》二书，对于记述唐代史事、人物、典制，反映唐代政治兴亡、文明盛衰，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唐书》200卷（连同子卷，合214卷），含纪20卷、志30卷、传150卷。
这是五代后晋时最重要的官修史书，始撰于天福六年（941），成书于开运二年（945），上距唐朝之亡（907）仅38年。
先后参与编撰的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等；始撰时由赵莹监修，成书时刘昫为监修，由其领衔上奏，故题为“刘昫撰”
。
其实对此书撰成贡献突出的是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
赵莹的《论修唐史奏》，对《唐书》的体例、内容、史料搜求、撰述方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被采纳。
贾纬曾“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
，撰为《唐朝补遗录》65卷，以补武宗以下至唐末事。
他们二人在定例、补阙方面，出力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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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得以在短短的四年中修成，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因有唐朝历代史家不断撰述而积累起来的《国史》旧文和武宗以前历朝实录，作为主要文献根据，其中包含着唐代数十位以至上百位史家的辛劳。
第二，唐代私家关于本朝史的各类撰述，以至文集和奏议，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尚存不少，这些书赵莹等未必都能见到，但他们可以参考其中相当一部分当无疑义。
还有一个原因，是五代后梁、后唐、后晋三朝都十分重视唐朝的历史，后梁、后唐在征集史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后晋宰臣变更而唐史修撰不辍。
可以说，一部《唐书》，凝聚了自令狐德棻至赵莹等许多代史家的心血。
《唐书》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它于武宗以前史事，多用唐人所撰《国史》、实录原本，这难免有未改前讳和称谓不确之陋，但也避免了后人妄加推测、故作雕饰的种种弊端。
《唐书》成书仓促，撰述不精，故传有重出，人有遗漏，经籍著录残缺，唐末帝纪单薄。
其中，有的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有的则是难以克服的，这要做全面地看待。
难能可贵的是，五代政局动**，后晋史臣成此巨帙，使中国历史上一个盛大皇朝的历史面貌得以反映出来，他们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唐书》帝纪20卷，起高祖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618），迄于哀帝天祐五年（908）二月，实则唐已亡于上年（907）四月，首尾290年史事。
然诸帝纪后论，意多平平。
其难得者，在仍以武则天立为本纪。
唐代史家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
；其后史官沈既济曾于德宗时“奏议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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