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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志·略》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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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撰述的发展来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无疑会对《通志》的撰写有思想上的启迪和文献上的借鉴。
而《通志》作为纪传体即综合体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通志》的问世，是在纪传体通史撰述上恢复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优良传统；其《总序》对“会通之义”
的阐释，是论说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学理论中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杰作，对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会通之史有理论上的价值。
其次，《资治通鉴》的问世，证明编年体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问世，证明了在《史记》之后千余年、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盛行于世的情况下，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再次，在撰述方法和体例思想方面，郑樵提出：“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
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
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
[46]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针对文献浩繁提出了撰述纪传体通史的方法论。
郑樵的这个撰述思想，后来为章学诚所继承、阐扬。
《通志》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
至于郑樵认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故名其书为《通志》；“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
，故“复表为谱”
，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了。
然而，《通志》成就之最突出者，还在于它的《二十略》。
郑樵在《总序》中，除阐释“会通之义”
外，主要是对《二十略》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他对此自评甚高。
郑樵引用南朝江淹的话“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然后说：“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这里说的“志”
，司马迁称“书”
，班固称“志”
，蔡邕称“意”
，华峤称“典”
，张勃称“录”
，何法盛称“说”
，郑樵均不采，而独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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