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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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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历史考证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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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

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

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证史学派之“实事求是”

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

的采用。

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

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22]他讲“古史新证”

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

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

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

思潮的不同特点。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23]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

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

和示“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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