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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北京！
我恨死了北京！
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
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
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我的苦痛，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
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
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
，就是带着横竖也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
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
但到上海后，我们的生活前途和写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
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
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
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其他的社会科学书籍。
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
》。
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
、“现代评论”
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
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
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但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
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
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
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
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
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地对坐，或话不由衷。
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办“红黑出版社”
是一个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
也频为着还债，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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