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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限。
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注定。”
《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
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
王阳明的思维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
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
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
离他还有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15世纪的最后一年（1499年），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
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被分配到了工部实习，第一个差事是为王越修建坟墓。
这个故事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一、王越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两份考卷，足见其功底深厚，思维敏捷，有急智；二、杰出人物必有传奇跟随。
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多人发现王越对文职没有兴趣，对军事却如痴如醉。
土木堡之变后，王越被任命为大同军区司令。
自此，明帝国中央政府对蒙古人的反攻中，王越率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480年，王越兵团出大同，追击蒙古兵团至威宁海，捣毁敌营，擒男女一百七十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这次大捷使他毫无悬念地被封为威宁伯。
据说，王越经常和士兵打猎，士兵获得猎物的多少决定了他在战场上的位置。
打十只兔子的士兵肯定会排在打一只兔子士兵的前面。
这种排列顺序会不会导致士兵故意不获取猎物，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从1467年王越开始和蒙古兵团打交道，直到1498年他病逝于甘肃军营的30年中，他取得了十三场中小型战役的胜利。
这个纪录，整个明代，没有任何一名文臣能打破。
明代的爵位制，沿袭的是西周王朝“公侯伯子男”
的爵位。
整个明代，文人被封为“伯”
的有十余人。
不过文人立军功而被封为伯的只有三人。
他们是：王骥、王越和王阳明。
王骥是1406年的进士，1441年，身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的他在云南消灭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因此一战而被封为靖远伯。
当然，王阳明比前二人要厉害，这不仅是王阳明立下的战功比二人彪炳得多，还因为王阳明在去世后，从“伯”
跳到了“侯”
，终明一代，文臣有如此殊荣，唯王阳明一人。
不过1499年，王阳明在为王越修建坟墓时，他还只能将王越当成偶像，实际上，就在几年前，他曾梦到过王越。
据说，为王越修建坟墓，让他兴奋异常。
明代文官出外执行任务，一向是坐轿子，可王阳明却拒绝轿子而骑马。
他在工地上骑着高头大马来回巡视，威风凛凛。
同时，第一次管理这么多民工，让王阳明的军事**顿时燃烧。
他把工地变成了战场，排兵布阵，休息时，就让民工们演练诸葛武侯的“八阵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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