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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
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
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
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
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
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
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
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
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
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
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
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
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
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
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
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
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
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
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
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
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
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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