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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
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
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
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她的衣服给扒光了，她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
行列。
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
可就是因为要供三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
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
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
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
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
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跟司机横说竖说还要帮助人家干活才能上得了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
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苦都不在乎。
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
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
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
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三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做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就连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团委机关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这些经历。
她说我是惟一知道她“阴暗面”
的人……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
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
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
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
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地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
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
的帽子，因为“贫困县”
这顶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
那些牙牙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
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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