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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
1997年12月19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
事隔半年后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
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
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
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
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
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
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通’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
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
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
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
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
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可为时已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
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之一。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
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1000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
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
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
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三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
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
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
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做“好素材”
去炒。
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
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
（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
，甚至直接从事**的也非个别。
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
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四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
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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