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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到那儿，影视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说只能每人每天给40元劳务费，而且原来说的下午允许回校上课也不行了。
几个同学非常生气，拒绝参与拍摄。
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扬，说你们不就是一群想吃饭又口袋里缺钱的大学生！
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们一样想赚几个学费的穷学生么。
与小彭同去的几位学生见对方成心欺负人，便昂起头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个同学留下了。
几天干下来，到该拿钱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只给小彭他们一天24元的劳务费。
走，我们不给这些黑心肠的王八蛋干了。
同学拉起小彭的手就走。
可小彭好不情愿地一路跟同学念叨：24元就24元么，干几天就能几个月不愁么。
小彭的同学一听这话，气得好长时间没理他。
我说那也不能任人欺负宰割。
小彭说，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
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那些老板们比我们要精几倍，他们不从我们身上刮油水还上哪儿去刮？
小彭的话有一定道理。
现在当林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崔建国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学生打工族”
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因为今年本科已毕业的他被学校学生处看中留校工作。
对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学能留在学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学，可就实在太少了。
仅凭这一点，崔建国的脸上该很灿烂了。
再过一两个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顶戴了足足十几年的“贫困生”
帽子，而成为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职员。
也许正是这原因，崔建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
“其实我们大学生打工在多数的时候是在出卖自己，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掩饰的事实：你既然想从打工中获得金钱，那么掌握金钱的雇主就从商业与生意的经济角度来使唤你，这期间很少有你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认为等价的劳动，否则你就老老实实低下头，听任别人的调遣与指挥，干你必须干的事。”
没钱有时就得低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
崔建国并不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认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
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吃苦的经历常比赚钱更可贵。
家在黑龙江海林林业局的崔建国，在小学三年级时便没了父亲。
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场又让他的母亲下岗。
崔建国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担子落在母亲肩上。
15岁那年，崔建国觉得自己不能再让母亲一人扛起全家的负担，便擅自辍学，瞒着家人，跟着一帮成年人们到了牡丹江的一个建筑队打工。
当瘦小的崔建国出现在工地时，那些叔叔伯伯们不忍心让他动手千活，他却急出了眼泪：我是出来赚钱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没法，崔建国说，大人们最后让他搬搬砖，洗洗菜什么的，总之他留在了工地。
月底，该发工资了，小建国跟在别人后面来到会计那儿，领了150元工钱。
他高兴极了，因为这证明他可以帮妈挣钱，为家里出力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于是拿了钱就直奔邮局……焦急万分之中的母亲见到突如其来的汇款，没敢歇脚，便赶到了牡丹江。
母亲在工地上见到儿子后的那一幕，崔建国终身不忘。
因为收到钱的母亲不仅没说儿子一句好话，而是边哭边举着砖头追着要打他。
“家里就是穷得只剩下一口粥也要供你上学”
——崔建国把母亲当时的这句话嚼了不知多少遍，从此他再不敢违背母亲让他读书的誓言。
重新返校的崔建国学习特别刻苦，成绩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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