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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
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
这些译笔都不能做到“达”
的地步。
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
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
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21）；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
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
。
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
但他的翻译虽能“达”
，却还不能尽“信”
，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
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
“达”
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
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
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
“忏悔”
“刹那”
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
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
“何以故”
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
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
（22）。
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
之学（23），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
“解”
“传”
“注”
等。
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做“故”
。
演释原来辞意，叫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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