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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明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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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只有当考古学家不断地把一座座古城、一件件古物和一批批古文献发掘出来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与文明才始为人知。
而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破解，则要归功于亚述学家。
亚述学家成功地释读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之后，人类的文明史便有了最新的开篇。
一、楔形文字与欧洲的“古董热”
真正的考古发掘始于19世纪中期，但人们的兴趣却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事实上，早在12世纪，来自西班牙图德拉城的犹太教教士本雅明（Benjamin）就访问了摩苏尔城（Mosul）的犹太人。
他是欧洲第一位穿越近东的旅行家，他正确地把该城附近的遗址认作亚述古都尼尼微[14]，但他的记录直到16世纪才发表。
巴比伦古城位置的确定是1616年以后的事。
当年，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瓦莱（PiedrodellaValle）参观了现代希拉附近的土墩。
他具有敏锐的眼光，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巴比伦城遗址，而且还把在那里及乌尔城遗址发现的刻有文字的砖块带回了欧洲，这是楔形文字首次登上欧洲大陆。
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众多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抱着不同的目的涌向美索不达米亚，试图根据《圣经》的记载来寻找埋在这片土地下的一度辉煌的古城。
1761年和1767年，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iebuhr）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考察，他不仅抄录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铭文（成为释读楔形文字的重要材料），还第一次借助草图向其同时代人阐述了关于尼尼微古都遗址的具体见解。
几年以后，法国生物学家A.米考克斯（A.Michaux）向法国国家图书馆出售了一块发现于巴格达以南的泰西封附近的界碑，这是第一块到达欧洲大陆的有价值的铭文。
几乎与此同时，驻巴格达副长官、科学院记者阿贝·比彻姆普（AbbeBeauchamp）仔细勘察了巴比伦遗址，并进行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次考古发掘。
但他也只是雇用了几个当地的工人，委托一位工头负责。
他第一次描述了著名的伊什塔尔神门，他还提及了一些刻有细小文字的坚固印章，并认为这些文字与发现于波斯波利斯的铭文相似。
他于1790年发表的游记很快便被译成了英文和德文，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图1.10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
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人是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JamesRich，1787—1821年），1811年他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的身份考察了巴比伦遗址，绘制了地图并部分地进行了简单发掘。
1813年他发表了《巴比伦遗址报告》，1818年又发表了第二份报告。
随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摩苏尔，他对尼尼微的大土墩进行了勘察和描述，搜集了许多刻有文字的泥板、砖块、界碑和圆筒印章等，其中包括新巴比伦王国著名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的圆筒印章，这些文字由其秘书卡尔·贝里诺（CarlBellino）抄录后，送给文字释读家格罗特芬德（后面对其成就有详细介绍）进行研究。
里奇所获得的这些古物成为大英博物馆大量美索不达米亚藏品的核心。
不幸的是，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却于1821年英年早逝，年仅34岁。
在里奇去世20多年以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上层社会对古文物的普遍兴趣大大增强。
早在16世纪，人们就对古文物产生了兴趣，如果说这时期还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18世纪人们对此的兴趣已经很普遍了，到18世纪末期，收集古董在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因素。
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都争先恐后地在印度进行殖民活动，它们要寻找一条与印度沟通的陆上捷径。
因此，英、法两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它们对相关地区，尤其是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影响。
在19世纪中期它们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进行考古发掘。
二、亚述学之父——博塔和莱亚德
1842年，法国政府在摩苏尔建立了领事馆，任命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EmileBotta，1802—1870年）为领事。
博塔是位学识渊博之人，他不仅是位出色的阿拉伯学专家，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曾周游世界进行植物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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