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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
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第六，关于正朔之论。
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
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
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也就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
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第七，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
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他的区域经济思想因素。
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着有代表性的理论认识。
大致说来，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第八，兴亡论和治国论的展开。
兴亡论和治国论之所以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于后世之最重要者在于治国安邦，即从历史上的兴亡之论返回到现实中的求兴而避亡、求治而避乱的实践，故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
前一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经司马迁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样，陆贾的《新语》，也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称道而广为流传。
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兴亡和治国的讨论有全面的展开。
以正史为例，范晔《后汉书》中帝纪后论、相关类传的序与论，不仅对东汉兴亡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有些认识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唐初史家所修《晋书》《隋书》，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其中，魏徵的史论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关于兴亡之论、治国安邦之论的精彩篇章。
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李德裕的《三国兴亡论》等，也不失为名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盛唐时期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此书10卷40篇，详述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论为政得失之故、议长治久安之策，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贞观之治的历史画卷，而且是一部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与此有关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学人赵蕤撰写的《长短经》，也是一部以历史内容为主的专书，旨在经世济用，自应在历史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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