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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蛮义之”
[31]等记述，联想“禹兴于西羌”
、秦自戎地崛起称霸，都是民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其后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32]。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楚国被各诸侯国视为南蛮落后之地的楚国，其先人亦出于黄帝。
此外，在《魏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都有类似记载。
这表明在古代“中国”
与“夷狄”
在地域上并不是截然分割的，族与族之间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
这同样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在民族史上，“诸夏”
（或曰“中国”
）与“夷狄”
存在许多交叉，也发生过不少相互转化，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这种交叉与转化的重要原因。
再如《匈奴列传》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33]这里主要讲匈奴的渊源，同时也带讲到了其他几个古代部族。
又如《东越列传》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
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34]其余如《大宛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主要是记它们的社会状况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确是把民族史的考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看待的。
这种重视民族史的观念，把自先秦以来史书中关于多民族历史撰述提高到了自觉的阶段。
这就是说，从一般地反映多民族历史内容，到自觉地考察有关民族的历史渊源，是历史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深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班固《汉书》也撰写了周边各民族的传记，一是《匈奴传》（上、下），二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三是《西域传》（上、下）。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中国史学上，早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一般说来，民族观的发展趋势是从对立走向缓和，从相异走向相近；民族史观的发展趋势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单一的族源考察走向综合的族源考察。
正是有了这样的发展，当出现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之时，史学家也就有可能撰写出反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巨著，这就是《史记》和《汉书》。
[2]仅就会盟来看，较重要的有：周平王五十年（前721年），鲁隐公“会戎于潜”
，“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左传·隐公二年》）。
周桓王十年（前710年），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
（《左传·桓公二年》）。
周襄王三年（前649年），“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
（《左传·僖公十二年》）。
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卫人及狄盟”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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