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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
可是9世纪初（801年）却出现了典制体巨著《通典》，12世纪后期（1174年）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著作《通鉴纪事本末》，还有其他一些新体裁的史书陆续问世。
《通典》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继承了《周官礼》和历代正史书志的传统，创造出了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典章制度通史。
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代天宝之末，而所记最晚之事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距上奏此书时间（801年）只有四年。
书分九门，以食货为之首，其后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像这样系统、完整的制度史，不仅在中国史学上属于首创，在当时的世界史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35]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42卷，虽在内容上尽采自《资治通鉴》，然其形式是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述其本末，全书共立239个事目，略按时间先后编次，记战国至后周史事，断限与《资治通鉴》相仿佛。
因事命篇，源于《尚书》；记一事之本末，其萌芽形式在《尚书》，尤其是在《左传》中已经出现。
此后，关于这方面的散篇零简，代有所出，史家在理论上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设想。
《通鉴纪事本末》在继承前人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通史，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广阔前景。
总之，从以上四种主要体裁的史书来看，它们都是在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起来的，这促成了中国史学之连续性的发展，也促成了中国史学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发展之系统的和全面的反映。
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领域，也表现得很突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萌生于先秦时期，如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作者对《春秋》的评论（分别见《左传·宣公二年》《左传·成公十四年》）。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了，史书大量涌现出来，人们关于评论史家、史书的言论逐渐增多。
这个时期，史学批评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形式是对史书做具体的评论，如刘向《别录》；另一种形式是对史学做概括的评论，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这两种形式在内容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史书做具体评论时，会涉及史学的一般性问题；对史学做概括评论时，也不会脱离对一些史书和史家的评价。
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继承和发展了前一种形式。
这几部目录解题著作虽非史学批评专书，但它们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因而是值得重视的。
这种形式中还有不少专门性质的史学批评著作，如柳宗元的《非〈国语〉》是批评《国语》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是批评《新唐书》的。
盛唐时期刘知幾的《史通》、清代前期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继承和发展了后一种形式。
《史通》是专论史学的，《文史通义》兼论文史而以论史为主。
《史通》继承《文心雕龙·史传》篇，创立了史学批评的理论性著作；《文史通义》继承了《史通》的成就，同时把它注重于“史法”
的批评发展到注重于“史意”
的批评。
在西方史学上，古希腊的卢奇安（又译作琉善，约125年—约192年）写过一篇长文《论撰史——论现实主义的艺术》，在史学批评上有很高的价值，比《文心雕龙·史传》篇早三百多年。
但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学始终没有孕育出如同《史通》这样系统的史学批评专书，这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优长。
中国古代史学这种继承和创新的活力，来自客观历史发展中提出的要求，来自中国史学之悠久的历史，来自史家不断增强起来的自觉精神，反映了社会、史家、史学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这种继承和创新之统一的传统，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一是促使史书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多样化；二是使每一个大的时期内史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如《史》《汉》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多途发展反映了当时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活跃，明代史学具有一定的市民习气，而清前期史学出现了总结与嬗变的趋势，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之继承与创新的机制，受到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一是儒学经典的局限。
对于这种局限做科学的说明，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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