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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提出了“备时之语言”
和“尽事之本末”
这一史书编著上的要求，却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任务由袁枢完成了。
杨万里又讲到他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时感受的不同，说：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不竟于斯。
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
如山之峨，如海之茫。
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在杨万里看来，好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不仅可以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原委本末有完整的和清楚的认识，而且它还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足以唤起读者的强烈的历史感。
至于《通鉴》记事，使人有隔膜和茫然之感，那是因为它“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本不足为怪。
杨万里是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话也许有过于渲染的地方，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
从他概括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的准确来看，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
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已有人仿效，而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断代的或分皇朝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以上是我国古代史家对几种主要史书体裁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而对这些体裁能够做比较全面的历史的考察的人，则是清代史家章学诚。
例如，他在讲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这三种体裁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时，有一段话是说得很深刻的：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非圣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
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为《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
又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
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
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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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的“圆而神”
开始，中经《左传》《史》《汉》《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又恢复了《尚书》的风格、神韵，这就是“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
的过程。
当然，章学诚的这些话，对《尚书》是过于美化或者说是过于理想化了。
但是，它毕竟触及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
章学诚并不认为袁枢是一位大史学家，但他对《通鉴纪事本末》却评价甚高，在这里，他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来进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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