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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见,评论之于“分别宗旨”
的这种作用是多么重要。
章学诚说,他的《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
,“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11]。
又说,《文史通义》中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
[12]。
把史学评论看作具有“辟其蓁芜”
“开凿鸿蒙”
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的。
如若我们认真地把《文史通义》读上几遍,把它提出的一些问题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提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
例如,它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体方用智”
“体圆用神”
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的思想[13],等等,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且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章学诚的那种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在刘知幾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
、指明后学“入门”
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
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
“人伦”
的影响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这种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刘知幾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就是:“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14]史学家如果不对史学工作做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是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史学评论著作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贯穿”
“网罗”
“商略”
“发明”
的作用。
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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