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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们从史学而认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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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已经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孔子、孟子、司马迁、班彪、班固等人的见解尤其具有时代的特点，并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具有通过阅读史书和文献而认识历史的思想。
[1]东汉班彪因司马迁作《史记》而受到启发，更加明确地指出史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
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2]这把史书对于人们能够“知古”
“观前”
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了，而且还把这种作用比之于“圣人之耳目”
。
魏晋以后，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显示出一定的理论特色。
大致说来，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当时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参考；二是重视制度史的撰述，从制度层面阐说治国安邦之道；三是阐述史学乃是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路径和载体。
这三个方面，都贯穿着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以及人们读史有裨于畜德与明道的思想传统。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开阔的认识，因而在理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
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史学表明，从史学出现以后，它事实上在发挥着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同时也在承担着传承文明的作用。
但是，当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能够自觉地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点，并准确地把这一认识表述出来，那是南北朝以后的事情了。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开篇写道：“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意谓今人要知道往古之事，依靠的是“载籍”
。
当然，这里说的“古”
含义是很宽泛的，包括“载籍”
中所记录的远古的传说。
但从刘勰所记的性质来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无疑是一个精练的确论。
此后，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于史学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和相关的阐述，成为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是较早地明确提出这方面认识的两篇文字。
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向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提出撰修前朝史的建议，他认为：“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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