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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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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的史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
除了上述前人所做的有关评价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在史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学遗产。
首先，他对东汉时期的大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
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
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
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
[15]从历史的形势来看，范晔所论未必中肯，但他提出了“得众心”
“结于人心深矣”
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
他论“中兴之业，诚艰难也”
，认为光武“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
[16]是明智之举。
认为光武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
，仅以少数功臣“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
，也是明智之举。
论末总结说：“祟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17]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
范晔在《皇后纪》序论中，也还指出了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维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任重道悠，利深祸速”
[18]的弊端。
在《宦者列传》的序论中，范晔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结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势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及造成“纲纪大乱”
“败国蠹政”
的严重后果。
凡此，都是着眼于政治得失所做的历史评论。
其次，范晔的史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论倾向。
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
，“故通人多惑焉”
[19]。
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
[20]；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
，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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