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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和价值。
至于说“今务”
和“理想”
，前者指忌讳研究本朝史，后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后果。
梁启超针对“今务”
，说：“凡著书贵宗旨，作史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
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
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
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
[2]这一点，梁启超说得十分中肯。
汉武帝曾说《史记》是“谤书”
，崔浩国史案使许多人遭到杀戮，唐玄宗时“唐国史”
已有百余卷却不能公之于众，明朝则只修实录而不撰国史。
凡此种种表现，弊端丛生，影响深远。
说到“理想”
，即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认识，中国古代史家还是有成就的，司马迁记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唐初史家论隋朝之亡与秦、隋历史的比较、历代史家的辩兴亡之论，王夫之纵论历朝治乱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见解。
当然，他们所论，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3]。
“铺叙”
是指记述，“别裁”
是指见识，铺叙多于别裁，即记述胜过见识，使人苦读史书而难得增长见识。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的。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别裁”
，从孔子重“义”
到司马迁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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