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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鲜明的“通史家风”
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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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的杰出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他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具“通史家风”
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有一段名言，他说：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2]
章学诚的这段话，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
大家知道，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撰成《史记》这部不朽巨著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境界就成了后辈史家学习和追求的崇高目标。
尽管班固所撰《汉书》受到后世的极大重视，以至在隋唐之际就形成了“《汉书》学”
，但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发展史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还是要超出班固的影响。
《汉书》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更适合于撰写朝代史即皇朝史的需要；而《史记》受到重视，正是它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的深邃。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史学上，有许多史家和思想家，不论其是否撰写过通史，他们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旨趣，都十分推崇并努力追求。
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阐述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并对“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反复论说，再三致意，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郑樵在评价司马迁、班固时，有所偏颇，即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上史学家“断代为史”
的必要性。
但是郑樵的“会通”
思想及其所著《通志》一书，还是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章学诚评价司马迁、班固，在认识上比郑樵来得更深刻些。
他说《汉书》是“方以智”
，“智以藏往”
；《史记》是“圆而神”
，“神以知来”
。
这是把二者的特点都说到了。
但是章学诚也并非没有倾向，他明确指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
[3]毫无疑问，章学诚更重视史家的“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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