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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
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做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
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
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
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
[24]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
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
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
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
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
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
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
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
[25]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
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
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
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
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
[26]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
李大钊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
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
[27]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
其一，《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
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
这些，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
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
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
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不曾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以及其他历史的原因，《史学要论》也不曾有广泛流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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