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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科学成就和长期的军事、行政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受到他同时代的人的重视和推崇。
举例来说，当里昂去世时，气象局主任（G.C.辛普森）写道：“这是一连串奇怪的职业——军队、地质、测绘、气象、博物馆管理，但其包含的关键就是里昂伟大而又毋庸置疑的成功……”
[18]皇家学会主席亨利·哈利特·戴尔（HeDale）同样强调里昂将科学和政府管理工作完美的结合，惊叹其“将一系列职责、企业和成就结合得如此紧密”
。
[19]戴尔在对里昂这种多融合职业的评价中，指出里昂对皇家学会管理制度的历史带来长远好处，他的遗作就是关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1660—1940：皇家学会管理制度史》（TheRoyalSociety，1660—1940：AHistoryofItsAdministratiosCharters）。
[20]根据戴尔的观点，这项工作既是对团体建设的奖励，也是对制度的奖励。
[21]正是这种科学的服务精神，使得里昂成为科学博物馆从业者的楷模。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主要由像里昂这样的一些人主导。
他们将科学的方法和技能应用于各个方面，更具体地说，应用于军事项目。
举个实例，这段时期的其他馆长，如里昂的上一任馆长弗朗西斯·奥格尔维，他最初的工作是在他的家乡阿伯丁（Aberdeen）教应用物理学，后来在爱丁堡担任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College）的校长，他也是皇家工程院的终身义工，并担任堑壕战研究部（theTrenchWarfareResearchDepartment）的助理总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化学战争部（Chemicalartment）工作。
里昂的继任者，欧内斯特·E.B.麦金托什（ErE.B.Matosh）上校，最初是皇家工程院的一名办公人员，后来成为帝国理工学院主管和皇家学会副会长。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具有相似的背景。
其中，S.G.波拉德（S.G.Burrard）上校是印度海事检验员；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爵士是阿斯旺大坝的总工程师；菲利普·沃茨（PhilipWatts）爵士是海军造船总监。
[2]即使是普通的员工也以获得公共和军事服务的认证为傲。
例如，从里昂开始，科学博物馆一直遵循着一个政策，即只聘请前准尉及少尉以上军官为展区工作人员——这个政策旨在加强科学服务。
[3]对在此期间被录用的那些没有类似资历的新工作人员，则进行基础伦理方面的教导。
为了规范“博物馆馆员工作”
的标准，麦金托什建议建立“被认可的咨询权威”
，专门处理与“委员会”
“促进委员会”
“公务慈善基金”
相关的科学事务。
[22]
因此，通过从业范例和管理条例，科学博物馆的馆员想在科学服务上占据一席之位，就像军职人员想在军事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样。
然而，不同于部队军职人员负责制定和部署破坏性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馆员负责描绘科技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愿景。
通过这种方式，里昂实现了科学服务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博物馆馆员工作”
中被麦金托什加以描述，并和战后“和平博物馆”
未来发展的想法产生共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博物馆中构建科学史
今天的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方面支持着具有活力的学术项目。
如同薛西斯·马自达（XerxesMazda）所说，历史并不总是科学博物馆任务的一部分。
事实上，只有在1911年，贝尔在报告中第一次建议博物馆应该扮演保存历史性物件的角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才真正开始体现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展出战时的破坏情况。
[23]
例如，在战后初期的几年，科学博物馆继续进行着战前的公共项目。
科学博物馆的编目系列或多或少介绍了藏品的条目，但它只包括最基本的新增项目信息和编目信息。
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这个系列被新的手册系列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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