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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霍尔斯伯里说，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内行，而且这种评价在博物馆业界是被接受的。
斯诺认为霍尔斯伯里的论据是有力而不可抗拒的，所以莫里森-斯考特得到了这个管理职位。
霍尔斯伯里向斯诺坦白说，莫里森-斯考特“具有某些先天不足”
，他有不敬之情，在面试中也不会改变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这种咄咄逼人的风格导致他没有赢得主管职务，也不能赢得比如给车间工作人员加薪等改革的支持。
尽管莫里森-斯考特成功地向政府申请到将对科学博物馆的拨款从2000英镑提高到8000英镑，但他却不能招到他想要的合适的员工。
在某种程度上，莫里森-斯考特在科学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工作从本质上看是对自然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培训，因为莫里森-斯考特更适合作为一位动物学家。
当他的导师加文·德·比尔（GavindeBeer）爵士在1960年退休的时候，莫里森-斯考特很高兴地回到了他之前的博物馆当馆长。
很明显，一直到1965年，由霍尔斯伯里任主席的咨询委员会不想再重复前面的失败，再去试着任命一个外部的人员去管理科学博物馆。
戴维·福利特（1960—1973年的馆长）和玛格丽特·韦斯顿（MargaretWeston，1973—1986年的馆长）都是博物馆内部人员，并且都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博物馆历史上最成功的馆长。
在莫里森-斯考特离开之后，科学博物馆相对稳定的23年中，大家对馆长的谈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太空竞赛和科学博物馆的广泛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要么忽略科学博物馆，要么贬低它。
杰拉尔德·里奇（GeraldLeach）在《卫报》（TheGuardian）上写道：“科学博物馆就是将五六个看似相关的摘要分散地贴在国家艺术馆的墙上。”
[14]英国报纸贬低高度互动的北美科学中心，并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在新旧科学上进行折中。
因为十二岁的孩子对原子、星星和太空之类的东西感兴趣。
所以媒体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的是新科学而不是旧技术。
公众在太空竞赛方面的兴趣使科学博物馆更多地关注现代科学取得的成就。
1962年，约翰·格伦上校的太空飞船“友谊7号”
在中楼一个匆忙准备出来的展厅中连续展览了两天。
科学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以容纳蜂拥而至的25000名观众。
警察被调来管理一直延伸到克伦威尔路的长龙。
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Dimbleby）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全景专题》（Panorama）特别节目采访了那些兴奋的观众。
“友谊7号”
可以说是当时科学博物馆最有吸引力的展品。
1965年，当执行美国第一次亚轨道太空飞行的“自由7号”
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和美国国家航空博物馆（NationalAirMuseumoftheUes）借来时，科学博物馆试图重复1962年的成功。
公众对这类展览的热情让科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1965年达到了150万。
人数的增加也与中楼的竣工和随后展览空间的增加有关。
参观人数在1970年达到了200万。
组织太空竞赛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冷战”
时期的外交文化。
这个富含寓意的“友谊7号”
来到科学博物馆是美国信息服务部门（UesInformationService）发起的全球巡演的一部分。
观众拿着在美国制作的资料观看在美国制作的影片。
出于同样的动机，1970年，尼克松总统把从月球上采集的岩石样品包上英国国旗赠送给科学博物馆，并指出，它们应该在科学博物馆展示给公众。
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经常让自身陷入“冷战”
时期的文化氛围中。
在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Nowtny）总理的任职期间，科学博物馆与布拉格的国家技术博物馆建立了实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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