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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舍伍德·泰勒久病去世，科学博物馆处于相当严重的混乱之中。
行政部门没有制定任何关于科学博物馆未来的政策。
[11]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霍尔斯伯里（Halsbury）伯爵在采访之后给斯诺的信中写道：
科学博物馆早就成了无舵之船，员工士气低落，政策决定姗姗来迟。
由于工作的需要，工程建设部的建设计划刻不容缓。
候选人员应该是夜中行船的船长，他经验丰富，很清楚掌舵的技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博物馆有各种类型的馆长，从退休的军人到牛津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博物馆内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问题。
我们不想再要业余人员了。
[12]
霍尔斯伯里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他在1951年就成了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他是著名大法官托尼·吉法德（TonyGiffard）的孙子。
在他父亲的强迫下，他成了一名会计师。
之后，他辅修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
[13]1949年，在布朗·弗斯研究实验室（BrownFirthResearchLaboratories）和迪克唱片公司（DeccaRecords）辉煌的职业生涯后，霍尔斯伯里（已经在1943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成了国家研究发展协会（NationalResearentCorporation）的第一任执行会长。
这个协会的建立是为了探索公共部门的革新。
他决心要给科学博物馆找到合适的人，而在他看来，那个人就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位相对低级别的助理馆长——特伦斯·莫里森-斯考特（TerenceMorrison-Scott）。
自从1921年在伊顿相遇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
霍尔斯伯里对莫里森-斯考特的社会和科学立场印象深刻。
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带有令人舒适的私人特性的传统伊顿公学人（OldEtonian）”
，也是排外的雅典娜俱乐部的领导成员。
令霍尔斯伯里惊奇的是，莫里森-斯考特为了某个人放弃了前景广阔的职业而去从事科学工作，并顽强地坚持，直到发表作品从而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也可能如霍尔斯伯里所感到的惊奇一样，某位与斯诺关系紧密，又沉迷于科学的人影响了斯诺，从而使斯诺在两年后写下了关于“两种文化”
的著名的瑞德报告。
尽管有霍尔斯伯里这样强大的支持，莫里森-斯考特也险些得不到这个职位。
他的面试被描述为“令人失望的”
。
他承认，他对教育没有兴趣，并且如果科学博物馆的金融和政治情况不能快速得到改善，他将会离开。
相比之下，挑选小组的一些成员被爱德华·克里斯托弗·鲍恩（EdwardChristhan）的表现所吸引。
鲍恩是一个专注细节和有深度的人，他是皇家军事科学院的化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迫研究运筹学之前曾在曼彻斯特跟随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Polanyi）学习。
霍尔斯伯里没管这些，他向斯诺宣称：
……鲍恩可以操控好任何运行良好的演出，并贴上自己的标签，而且他了解关于演出的一切。
但他对科学博物馆了解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将“沉淀”
并观察六个月。
然后，他将开始对科学博物馆施加影响。
然而，科学博物馆并非一场运行良好的演出，而且在他“沉淀”
期间，科学博物馆不良好的状态还将继续，它需要及时采取很多行动。
我认为对于员工来说，看着他们的新馆长“沉淀”
起来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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