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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部的影响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凸显了出来。
外部影响的长期后果是，科学博物馆在玛格丽特·韦斯顿退休之后难以继续成功地任命内部人员。
1973—1977年，赞助展览所占的展览空间只有396平方米，但在1983—198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4643平方米。
快速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和突然的思想转变加速了这种趋势。
1977年之后，由于科学博物馆的基金和管理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争论的问题，原本已无可争议的问题变得具有争议性，这个争论过程到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颁布时达到顶峰。
这个法案取消了政府对科学博物馆的直接控制。
科学博物馆虽然已经远远超出战后的蓝图，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他的愿景。
玛格丽特·韦斯顿的管理（1973—1986年）
1955年，玛格丽特·韦斯顿被任命为科学博物馆的高级职员，这是很具有革命性的。
她管理科学博物馆的时期更具有标志性。
玛格丽特·韦斯顿称她自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这阻碍了她进入高级行政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断了她从格洛斯特文法学校（Glrammarschool）进入牛津剑桥（e）学习，她虽不情愿但却热情地投入工程学的学习中。
她被科学博物馆从伯明翰的通用电器公司聘来完成一个新的电气工程馆。
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且玛格丽特·韦斯顿还面对着同事一定程度上的不赞同和不合作，但是这个馆仍然是成功的。
玛格丽特·韦斯顿说，戴维·福利特很快发现了她的才能并且尽力提拔她。
玛格丽特·韦斯顿被戴维·福利特派往新的儿童馆工作，之后，她成为科学博物馆服务部的首任主管，后于1973年升任科学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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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格丽特·韦斯顿成为馆长的时候，她已经充分了解了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员工以及外部赞助商。
在负责公共关系的时候，玛格丽特·韦斯顿曾安排过皇室成员参观科学博物馆并且经常接触资深工商业者。
1983年，玛格丽特·韦斯顿引进了包括戴维·阿滕伯勒（DavidAttenbh）、约翰·哈维·琼斯（JohnHarveyJones）和丹尼斯·鲁克（DenisRooke）在内的杰出人物，并将他们安排到重量级的受托委员会，这是她具备公共关系阅历的直接结果。
玛格丽特·韦斯顿使科学博物馆与工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科学博物馆在这一时期迫于压力与工业的紧密合作，可能会使其受到损害。
与其他类似的机构不同，科学博物馆没有断绝与工业的联系。
因此，科学博物馆政策的改变转变了它与工业的联系，而不是断绝联系。
事实可以证明，科学博物馆并不赞同这种联系。
科学博物馆经常呼吁工业担当国家责任、建立威望以及促进科学教育。
在未来，随着英国企业文化经历根本的变化，这种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契约化。
像“发射台”
这样的新项目一样，玛格丽特·韦斯顿看到了由戴维·福利特申请的新项目所取得的巨大推动作用。
当在采访中被问到对开设国家铁路博物馆怎么看时，玛格丽特·韦斯顿很快地给予回复。
她在出任馆长的第一天去了约克，在那里她通过宣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开幕开始了她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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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分站：国家铁路博物馆
国家铁路博物馆在创建之初就面临着许多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和体制的压力，这些也是20世纪即将结束时科学博物馆必须面对的。
然而，随着1963年理查德·比钦（RichardBeeg）臭名昭著的报告《英国铁路的重塑》（TheReshapingofBritishRailways）的出台，国家铁路博物馆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受保守党政府关于削减英国铁路的委托，比钦批准撤掉7000个火车站和约5000英里轨道的三分之一。
剥离铁路部门对斯温登、克拉伯姆和约克博物馆的责任是把英国铁路转变成一个营利机构的措施之一。
尽管反对比钦的削减政策，刚执政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还是加速并扩大了对铁路的削减。
威尔逊希望英国铁路通过建造一个运行快速的且只在有限站点停靠的城际铁路服务公司来彻底改革其面貌。
因此，除了因物质需要放弃对铁路博物馆的管理之外，历届政府仍然强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创立是对英国铁路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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