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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问题
人们反复提到的有关藏品的一个问题是伦敦的这些大型博物馆关于文化空间（culturespace）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和矛盾。
科学博物馆起初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机构，按照惯例，必须长期排除某些特定的区域。
即使到了1857年，仍有一些机构声称其自身具有相似的专业、文化和物质空间。
这其中就包括那些致力于自然研究的机构。
1883年，大英博物馆将自然类的藏品独立出来，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然博物馆。
19世纪后期，皇家矿业学院的地质学相关教学工作与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相分离，同时地质学的展览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展览首先在杰明街的博物馆内举办，这个博物馆位于皮卡迪利广场附近（地质调查院和皇家矿业学院旁边的第一栋建筑），而后又在南肯辛顿举办了同样规模的展览。
美学设计已经成为南肯辛顿博物馆艺术收藏的范围，随后又落到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身上，而绘画艺术则成为国家美术馆关注的领域。
科学博物馆与格林尼治博物馆（1873年成为海军博物馆，而后在1934年改为国家海事博物馆至今）藏品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了科学博物馆与船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各军事博物馆也影响了科学博物馆对战争物质文化的态度。
通过国家的计时收集分区，我们可以体会到复合生态的含义。
历史悠久的时钟已经安置在大英博物馆显著的位置，航海钟则安置在国家海事博物馆，而反映技术发展的时钟则安置在科学博物馆。
14世纪晚期，威尔斯大教堂钟的加工、维护等工作是在1884年具体落实到科学博物馆的，而大英博物馆则负责17世纪早期的卡西奥伯里塔楼时钟的相关维护工作。
早期木制的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时钟保存在科学博物馆，而著名的天文钟则保存在国家海事博物馆。
各个机构之间对文化空间的竞争已经开始约束藏品的物理空间。
这种强有力的约束迫使博物馆对藏品收购的优先级做出决定。
正如约翰·利芬在本书的下一章所提到的，只有在1952年，位置偏远的商店的需求是持久的。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收购了斯温登附近莫尔伯勒丘陵上的机场。
科学博物馆从皇家海军飞机场那里接管老机库，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仓库以获得更多空间，以便于在已有空间消耗殆尽之前实施更大的采购计划。
除了像这样的存储空间，其实展厅本身是一类巨大的资源，它们的采购需求一直连绵不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新化学展厅的开幕更是引发了藏品采购的热潮。
与60年代相比，科学博物馆70年代从实验化学中收集的藏品多出了4倍多。
而从当时的工业化学类藏品收藏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的不成比例的增长率。
有时甚至一个临时展览，如1936年的低温展览，就带来了大量藏品收购的机会。
此时，科学博物馆既是藏品的受益者也是保存者，如科学博物馆拥有的弗朗兹·西蒙（FranzSimon）爵士的低温液化器。
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展览的物品都是借来的，只是在展览期间由博物馆临时保存。
因此，在著名的1933年的塑料展览中，尽管有100万人参观，最后没有一件展品留在科学博物馆，就连一个由压缩成型机（这个机器主要是按照人们的想法将碗制作出来）现场制作的碗的样本都没留下。
在收藏的过程中，即使是在特定的时代，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是存在着深刻并且持续紧张的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已经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了。
比如，科学博物馆在1923年使用了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非官方标题，做出了对工业界以及学术界非常重要的承诺。
科学博物馆策展人也做出承诺：为了公众利益以及与媒体的约定，无论科学或工业起源如何，科学博物馆都将不遗余力地获取之前的和现在的重要发明作品。
在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博物馆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展示过去最重要的遗址和现代最重要的产品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这些都体现了管理者和外部顾问，特别是早期科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和专业工程师的专业判断。
科学博物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进步”
的特殊态度却是一成不变的。
科学博物馆形成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发展和演变的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所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达尔文自然选择论和生命树理论的基础上的。
近几十年来，通过这些讨论，科学博物馆得到了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设备改进的演化模型，这甚至比从任何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内容都多。
我们将从个体时代的详细研究中看出这个演化模型如何影响收藏。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学术的历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这些讨论，而社会历史学家也很少参与到科学博物馆建设过程的讲述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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